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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两章比较枯燥，只是作者的某些设想而已，慢慢写太拖剧情，干脆在这里一锅烩了。大家跳过亦无妨，对后续情节发展无太大影响，朋友们可斟酌选择是否订阅。
……
七九年四月起，军分区出现了一系列重大机构人事变动。
首先是成立了工矿企业管理集团公司，由周小山担任管理公司总裁、前精密机械厂党委书记崔国平担任书记。
根据军分区指令，所有建成投产和在建、待建的国营工矿企业都被划归集团，成为其下属企业。
为便于管理，集团内部设置了矿冶、机械、电子、化工、动力等部门，分门别类对下属国营企业单位进行公司化管理。这些部门负责人，也多是在香港锻炼了两年时间，表现不错的前警卫战士担任。
之所以只设置一个集团，是因为军分区企业规模还不算太过膨大，无需设置过多机构。若是以后军分区资产扩大，光靠它无力面面俱到的时候，自会按照部门所属，拆分为更多管理公司。
这是仿照日韩，合并打造一个军分区所属的超大规模综合财团。
新的管理规定中，国营企业完成一定比例军分区下达的生产任务之后，可以利用额外的人力、物力、设备，根据自身发展，针对市场供需生产。从而采取政府和市场订单两条腿走路的形式，迫使企业逐步走向市场，从易到难，慢慢适应竞争，具备一定的自主生存和竞争能力。
政企脱钩之后，企业领导这边就不再是从政线路，而是企业经营，最高可以升任集团总裁。
新的架构中，集团总裁、党委书记比军分区民政首长低半级，用国内的干部级别来算，相当于副国级。
在这条升迁道路中，企业干部事实上成为军分区的职业经理人，专职企业经营。他们的考核依据，也主要是企业经营效益这一块，效益不好的干部，将失去晋升机会。成绩太差的还会被免职，被调回经管学院进一步深造。深造期间只领取工龄、级别工资以维持生活，比国外被解聘后只能自己吃自己的职业经理人稍好一点。
改制后的国营企业，在松绑的同时，也面临了破产危机。
由于是集团公司下属机构，那么企业经营不善时，军分区不会出面，而是由集团从其作用进行考虑救或不救。如果从整体考虑，觉得没有挽救必要，那么就会任其破产、解雇所有员工。之后，会同法院组织资产清算，或者与其他企业合并，成立新的企业，也或许就此撤销。
一个企业干部只有两次失败机会，每次失败即降级使用。如果第三次还是失败，那么证明其完全没有管理能力，上级约谈后，在其自愿基础上转换岗位，从头干起。
当然，军分区也不是强迫企业干部次次都能成功。对不认可集团裁决的干部，可以向政府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多方会审，以裁定企业经营失败责任中，该干部应承担多大责任。
即便转岗，干部以往的付出也不会抹杀。可能岗位级别较低，但其工龄工资、技能级别工资依然保留，并不会全部取消，起点仍比其他初进员工好得多，起码谋生没有问题。至于落差产生的心理关能不能过得了，那就不是组织能解决的个人问题了。
为了维持企业干部任免的严肃性，提拔者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若提拔者推荐的企业干部经营失败，提拔者本身也会被追究责任，视造成的损失大小，降低工资、奖金幅度。在严厉的要求下，迫使人事管理干部也必须睁大眼睛，精挑细选，找出最合适的企业经营者。
要是提拔者推荐的干部连续出现问题，那么说明其眼光根本不适合担任人事工作。转岗是必然，另外还有可能由公安机关、党纪机关，对其进行联合核查，判定其在任命过程中，是否存在营私舞弊现象、是否收受贿赂、是否有与对方合谋侵吞国家财产等行为，一旦查实，即受到党纪国法惩处。
秉持着红萝卜加大棒的原则，有罚必有赏。
对那些推荐的企业干部成绩显著者，其工资奖金也会根据收益比上浮。确实长有一双火眼金睛，所提拔企业干部都取得不错成绩的话，其月收入高达几千上万，也是理所应当。
同理，企业经营者如果干得好，不但会得到升迁，工资奖金大幅增加，过上优渥的生活，还会得到诸如集团颁发的金牌经理人等表彰称号；以及金笔、名表、电器、车子、海外旅游等等价值不等的精神、物质回报。
通过奖勤罚懒等一系列措施，身后是鞭子、前面是糖果，督促和诱惑企业干部不等不靠，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尽其所能用心于企业经营。
……
在工矿企业管理集团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一家商业管理集团，其总裁由潘美凤担任，党委书记则是原精密仪器厂书记李国栋。
前段时间恰好关飞事务繁多，来不及协调成立工矿企业管理集团，也就没给周小山这个预定的集团总裁安排工作。
结果原订待一周就走的潘美凤，在周小山的陪伴下，在军分区游山玩水逛了足足一个月。
时间越长，对军分区了解越深入，潘美凤越发肯定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生机勃勃、前途无量的政治团体。
在周小山请示关飞之后，潘美凤还曾去部队参观过几天，对军分区的武装力量也有了较为清晰地认识。
两年时间逐步调整下来，军分区六千多名指战员中，已经不存在非战斗人员。其中工程营被拆解为两部：一部吸收了数支得到锻炼的民间施工队伍，转为新城建设集团一公司，与另外一只全部由民间建设队伍组成的二公司一起，竞争又合作，参与新城建设。
工程营另一部则明面上挂着新城舟桥公司名义，实际上转为舟桥部队，专门承担部队营房、桥梁架设、工事修筑等工程，但不再占用部队编制。
军分区指挥部、各营部的文职人员、后勤人员等非战斗兵员，也全部都是挂着民间文职人员名义的军人，将所有的部队兵额都变成战斗人员。不管在编还是不在编，所有人的档案都是部队统一存档，并按照服役年限、级别、奖励等如实记载。当遇到部队人事调动的时候，这些不占兵额的编外人员，经常会摇身一变，又再出现在现役军人名单，成为部队指挥人员。
军分区名义上六千八百多人的部队，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六千八百多名枕戈待战，随时可以调出来打仗的战斗兵，没有一个冗员。
如果把那些参谋、文书、通讯、后勤等编外非战斗人员全部算进来，军分区实际兵员近万！
看到军分区兵强马壮、南北两个防御要地堡垒成群，近乎于要塞的防御态势，潘美凤对军分区的安全有着极大信心，借势上位的想法更加迫切。
经过再三思考，她向关飞申请留在军分区，并随信附了一份多达五万多字的庞大商业策划书。
她表示，军分区发展速度超出想象，生机勃勃。可生机勃勃也意味着杂草丛生，管理中存在着太多不合理以及无序的地方。
在计划中，她表示军分区采取的计划经济，确实可以凝聚全部力量，集中资金、人力、物力办大事，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跨越式地发展。
但是据她观察，计划经济的缺点也很显著。
最明显的是银行、电话等窗口行业的一线柜台人员，感觉自己穿上了这件衣服，成了“官家人”以后。随着日复一日相对枯燥的工作，这些员工初期的热情逐渐退却，开始表现出怠惰情绪。说话也不热情了，对顾客爱理不理，一副“我就这样，要办就办，不办滚蛋”的语气神态。仅有几次去银行，就三次看到了柜台人员在跟储户吵架。
还有理发、餐饮、农贸集市等，群众自发形成的小规模服务业，虽然在关飞指令下，军分区竭力促进其发展。可是限于管理者眼光、水平，没有科学分析，发展非常无序。老百姓不知道什么能赚钱，看到哪家生意做得好就一窝蜂都上，结果形成恶性竞争，利润大幅下降。
在新城刚建成的临街铺面，时常可以看到关门歇业的贴纸。不少店面看着还很新，应该是才开业不久，就因为经营环境恶化而倒闭。从开门到关门的速度，比香港还要快。
此外军分区大量物资从国内、香港购买，哪些物资是群众最需要的、哪些是滞销货；哪些货物可以找到更好产地、哪些物美价廉；哪些需要大量囤积，哪些只需要少量备货，这些军分区、包括从国内聘请的商业部门干部，都没个准数，基本上是瞎蒙。
库房里有些东西华而不实，却堆满了仓库。卖不掉，为了怕受潮老鼠毁损还要经常盘库整理，浪费极大。
库房管理如此混乱，难免会出现偷盗物资的情况。
至少她就看到过库房保管没有付钱，从仓库取出一件羽绒服塞进袋子里，大摇大摆离开的情况。
她不知道对方是否提前付账，或是事后记账，但这表明库房的整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因此潘美凤上了这份计划书，就军分区的商业环境、经营策略、管理、实施，提出了一大堆建议。
比如物资采购，她就建议在国内和香港分别设立办事处，专心了解物资供应状况，编制商品名录，注明名称、产地、品质、数量、运输方式、交付日期、价格等信息，定期通过传真把名录传回军分区，让后勤部门有章可循。物资部门选好购货清单后，将其传回给各办事处，统一订货、付款、起运，从而购买到适销对路的商品，精确控制数量，且到货后易于集中清点、核对账目、节省运输费用。
物资送回军分区后，清点、造册、入库、出库的管理，也有严格的管理流程，以防监守自盗。
潘美凤生长在一个商业极度发达的大都市，自小看着父亲经商，跟着父亲出席各种商业酒会。耳濡目染之下，眼光和手腕，都强于内地干部，经过在孩之宝的实践，能力更上一层楼。
策划书洋洋洒洒，就军分区的各商业行业、环节都做了详尽分析，拿出了一套至少看起来挺好的解决办法。
关飞在看了这份策划书之后，对其大为赞赏。
军分区自己培养的干部、国内商业部门干部，都是从计划经济中过来的，骨子里就带着计划经济的烙印，像坐衙门更胜过在提供服务。
这还是有他协助前期规划，刻意试图打造商业繁荣环境，都搞得这么糟糕。要是最开始没他，恐怕更会一塌糊涂，不是喂出一堆硕鼠，就是养出一堆大爷。
对这一块他早就想改了，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主持大局。
在香港锻炼过的那些前警卫战士，对他忠心是忠心，可是锻炼时间还是太短，最多算是粗通。让他们在工矿企业集团，结合从香港学到的经验慢慢提升，十年八年应该可以大用。
商业流通这块更繁琐、更需要灵活手腕，一知半解的门外汉很难玩得转，下面有太多方法糊弄他了。
潘美凤的主动请缨，以及这份详实的计划书，让他眼前一亮。
经过他十余天的彻夜修改，策划书被他扩充到三十六万字，涉及行业更多、内容更丰富、管理环节更细、方案也更加科学，交个了潘美凤，也成为她此后执掌商业领域数十年的至高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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