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用人之道

向晚非雪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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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官了,薛琰觉得做了官和以前无官一身轻,也没什么区别,那个名字吊炸天的尚承奉御就是个荣誉性的官职,和后世的国策顾问差不过,都是不用上班,白拿工资。

    对于好不容易鼓捣出来的活字印刷术只换来了这么一点点回报,薛琰心中还是有些不满的。

    因为就凭这利国利民的逆天发明,太宗皇帝也应该看到薛琰的闪光点,可非但没有加以重用,却只是用这么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职打发了,貌似和历史记载的太宗皇帝的用人之道很不搭调啊!

    太宗皇帝作为史书上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贤明的皇帝之一,他的很多治国之道久为后世所推崇,即便放在后世仍值得人们认真借鉴学习,在他的所有治国方略中,用人之道又更为重要。

    史书记载太宗皇帝喜欢人才,也擅长用人,在他理政的二十三年时间里,所用的文臣武将不胜枚举,著名点的有魏征、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等,纵观太宗皇帝用人之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重视人才,太宗皇帝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人才”,当年太宗皇帝平定刘周武,刘武周下属部将虽然投降,但随后又纷纷叛逃而去,只剩尉迟敬德还留在营中。

    太宗皇帝手下诸将劝他杀了敬德,免生后患,但太宗皇帝却认为敬德是个人才,非但不杀,反而把敬德放了,并且召入卧室,温语相慰,使之宽心,临别还赠送金宝,敬德被他的赤诚相见所感动,发誓“以身图报”,后来敬德果然屡立战功,甚至还救了太宗皇帝一命。

    其次,知人善用,太宗皇帝继位之初,就命封德彝举荐人才,封德彝领命很久都没有举荐一个。

    太宗皇帝问封德彝为何,封德彝回答道:“不是我不尽心,而是现在没有旷世奇才。”

    太宗皇帝就责备封德彝道:“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同用器皿一样,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各取所长。”

    太宗皇帝用人,能够做到舍短取长,使各尽其才,人才能否得以施展才华的关键,在于选用者的识拔能力,而要做一个“慧眼识英才”的伯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太宗皇帝做到了。

    就像他驳斥封德彝“于今未有奇才”时说:“君子用人之器,各取所长。”

    贞观二十一年,太宗皇帝再次重申:“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

    几乎与此同时,他又在《金镜》里总结了“舍短取长,然后为美”的用人经验,太宗皇帝解释用人必须“舍短取长”时,作了“用人如器”的比喻,十分贴切,正如器物不能兼具各种用途一样,人也不可能兼备全才。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谓人才,自然会有自己的短处与毛病,如果用求全责备的目光看人,就会有眼不识人才。

    太宗皇帝遵循“舍短取长”的用人方针是十分成功的,他人用房玄龄、杜如晦、戴胄等人就是范例。

    史载房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浅,论者称为良相焉”,杜如晦则发挥其剖段如流的长处,预防玄龄贴然配合,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这也就是“房谋杜断”典故的由来。

    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不通经史,但他性情耿直、善于秉公办事,于是太宗皇帝就任命他为大理少卿。戴胄处事干练,案无支流,敢于犯颜执法,能拯太宗皇帝量刑过失,使太宗皇帝发出了“法有所时,公能正之,朕何忧也”的赞语。唐太宗对戴胄的好评从侧面反映了他自己“舍短取长”的用人之道的成功实施。

    第三,对人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有人给太宗皇帝出主意,要太宗皇帝采用些计谋或权术来试探朝中大臣的忠奸。

    太宗皇帝回答道:“如果用这些权术去试探部下,自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如何要求他们正直呢?”

    也就是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心待士”。

    “推心待士”就是指对任用的人才要推心置腹,这点至关重要,若不“推心待士”,又岂能“驱驾英才”。

    太宗皇帝鉴于隋文帝杨坚用人“多疑”的弊病,深感“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的教训,采取了“洞然不疑”的做法。

    不受谗言,即不为群小之辈所谗,这是太宗皇帝保证“广任贤良”的重要措施,唐初政治清明,并无朋党之争,但也间有群小之徒利用广开言路的机会,诽谤君子,馋害贤臣。

    历史记载,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觊觎房、杜的宰相之位。

    太宗皇帝与房杜相处颇长,对他们的为人与才能了如指掌,可想而知,陈师合的下场怎样,“妄事毁谤”、“流于岭外”,这也正应验了那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后世明朝宰相张居正对此的评论也非常深刻:“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

    太宗皇帝用人不疑,其果敢豁达的心胸不得不令人佩服,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任用的疏者,甚至“昔仇”也“洞然不疑”。

    帝王使用故旧,不足为奇,能兼而信用新进则为数不多。太宗皇帝信用新进才士不亚于心腹故交,尤难能可贵,其中被历代史家传为美谈的是用“昔仇”魏征。

    魏征早年落魄,隋末风云变幻,曾数易其主,后为李建成收用,魏征曾献过早除秦王的秘策。

    玄武门之变,魏征成为阶下囚,唐太宗慕其才华出众,不报私怨,出以公心,反而日见亲重,初授谏议大夫,后擢侍中,不到七年时间,魏征由“仇虏”而位极人臣,如此落落大度,在历代帝王之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太宗皇帝对魏征的信任不亚于房、杜,魏征亦不负太宗皇帝厚望,频加忠谏,劝以从善,治国才华得到最大限度发挥,难怪太宗皇帝在一次赏月夜宴中说出:“我能弃怨用才,无羞古人”的得意之语。

    其四,不计出身,汉夷并用,古来帝王无不重汉轻夷,太宗皇帝则针砭古人皆贵中华贱夷狄的倾向,匡正为不贱夷狄的民族政策。

    史实证明,太宗皇帝对夷族名将贤才亦倾心信用,如突厥族的阿史那社尔“以智勇见闻”,深为太宗皇帝器重。

    贞观十四年,唐军出征高昌,太宗皇帝以阿史那杜尔为“交河道行军总管,战毕,美其廉”。

    此外,还有铁勒族酋长契苾何力内附后,太宗皇帝授职左领军将领,太宗对夷族将领的信任,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贞观九年,平吐谷浑,唐军被围,“何力驰壮骑,冒围奋击,虏披靡去”。

    君主选用士族地主,魏晋以来殊为多见,甚至形成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以致成为禁锢人才发掘的一项弊政。

    太宗皇帝力拯前朝用人之失,匡正为得,把眼光转向广大的,同时也不放过用才能的士族地主,采取了士庶并举的方针。

    如太宗皇帝早在藩府时,就注意物色用才能的庶族地主房玄龄、张亮等人,同时也信任士族地主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等人。即位后,罗致士庶地主的条件更优越了,韦挺、魏征等均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帝王从官中选官,并不稀罕,但把网罗人才转向明间,则为数不多,太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贞观三年,唐太宗鼓励百官上书直言政事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竟条条默合旨意。

    太宗葚感蹊跷,因常何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何至神来之笔及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何据实相告,太宗感到这是一个才士,随即宣旨召见,虚位以待。

    当马周迟迟未到时,他又“四度遣使催促”,显示了他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布衣人,是何等的思贤若渴。

    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受官门下省,最后累官至中书令,马周的发迹可谓奇矣,他既无裙带关系可资攀附,又无资荫关系可籍恩赐,全由太宗皇帝求贤心切,慧眼识英,才发现了一代奇才。

    若无太宗皇帝自任伯乐,像马周这匹良骥也就湮没无闻。

    后世欧阳修对此议论道:“周之于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对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

    粗粗一看,似乎马周发迹很偶然,然仔细推敲,由于马周有“王佐之才”,适逢“伯乐”太宗皇帝,故马周能鲤鱼跃龙门有其必然性。

    最后,有容人之量,太宗皇帝在位,时常有大臣秉理直谏,而太宗皇帝却常能接受各种不同意见,从不固执己见,也不偏听偏信,当然纳谏之后,执行不执行放在一边,可就算是作秀,历史上也确实没有几个皇帝能够做到他这地步的。

    太宗皇帝不但以他高瞻远瞩的武功谋略打下了江山,留下了“浅水原大战”、“虎牢关大战”等经典战例,而且他在治国用人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开创了万世景仰的“贞观盛世”。

    这巨大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卓越的人才观和积极的用人策略分不开的,可以这么说,若没有太宗皇帝的知人善任,就不会有大唐二百九十年的帝业,就不会出现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

    太宗皇帝的用人之道,虽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其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可忽视。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百废待举,为了克服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困难,一个突出的任务就是要有大批的人才,以适应天下大治的需要。

    而全国统一,疆域扩大,选拔人才的范围比较宽广,这也为太宗皇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政策提供了可能性。

    历史的条件为太宗皇帝提供了卓越用人的可能性,而其雄才大略的品质,虚怀若谷胸襟,则是其个人因素对历史的积极影响。

    这两方面造就了太宗皇帝卓越的人才观和善用贤才的用人之道,难怪后世有人说:“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任贤致治。”

    终贞观一朝,人才济济,这些人才为“贞观之治”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最终为大唐两百九十年的基业奠下基础。

    纵观历史上那些在史书之上留下过笔墨的记载,太宗皇帝就应当是一个慧眼如炬,且知人善任的伯乐,怎地对待薛琰,反倒显得刻薄了些。

    按照薛琰的想法,自家这活字印刷术就算是不能换来一个六部主官的位子,怎地也应当五品起,一品封顶啊!

    当然,太宗皇帝要是封他个大唐皇家科学院的院正之位,薛琰也会欣然接受。

    可是,一个小小的尚承奉御是什么意思啊!?

    不等价交换,太宗皇帝这是憋着要做黑心商人是怎么的?

    这还是历史上那个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的太宗皇帝吗?

    而且,太宗皇帝能够疑人不用,重用降将尉迟敬德,曾想着要置他于死地的魏征,却在登基之后,极力打压薛贾。

    难道太宗皇帝和薛家人有仇,或者是八字相克?

    薛琰想不明白,最终也只好归纳为,太宗皇帝瞧薛家人不顺眼。

    薛琰这边绞尽脑汁的琢磨着李唐皇室和薛家的八字问题,太极宫内,太宗皇帝也同样在对如何让薛琰这个人才做到人尽其用,费着心思。

    太宗皇帝能够从降将之中,发现尉迟敬德这个大将之才,能够在隐太子的同党之中,发掘魏征这个治国之才,自然也能通过这活字印刷之法,看出薛琰是个人才,而且还是大才。

    可是在如何对待薛琰的问题上,太宗皇帝却偏偏没有像以往那样,发现了人才之后,就迫不及待的加以重用,反倒是有些打压的想法。

    至于原因,薛琰实在是太年轻了,如今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倘若这个时候就破格重用的话,今后怎么办?

    之前是新解“君子远庖厨”,而后是对隋炀帝的褒扬,现在又是活字印刷术,太宗皇帝皇帝目光如炬,虽然薛琰所做的,除了这活字印刷术之外,其余的,都不过是小事,但是透过这些小事,太宗皇帝可以清楚地看到,薛琰分明就是一个有才学,有胆量,且机敏聪慧之人,这样的人,用的好了,是社稷之福,倘若用不好~~~~~~~

    太宗皇帝甚至在想,如果有朝一日他不在了,身为继承人的李承乾能否压制得住这样一个人才。

    对待薛琰,用,现在还为时尚早,可倘若弃之不用,又未免可惜。

    太宗皇帝左思右想之下,才颁下圣旨,封了薛琰一个不着调的小官职,先给他套上笼头,至于该怎么收复这匹有着千里驹资质的儿马,还是留待日后再想办法好了。

    至于,该在什么时候用薛琰,太宗皇帝更希望能够将这个人才留给自己的继承人,比如李承乾。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太宗皇帝也曾做过,在他选定了李治作为继承人之后,就立刻下旨贬谪了李世绩,原因就是徐世绩是大才,太宗皇帝担心李治将来继位之后,因为对李世绩没有恩德,压服不了这个大才,因此,故意打压李世绩,好让李治登基之后,再做人情。

    如果薛琰知道,太宗皇帝居然怀着这样的心思,肯定会吓得立刻杨帆海外,历史上,但凡被皇帝猜忌过的人,更有几个有好下场的,淮阴侯韩信?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的刘伯温?一个被骗进宫里杀了,一个在乡下家中不明不白的死了。

    薛琰是绝对不愿意做那个莫名其妙被君主猜忌,然后再莫名其妙丢了性命的倒霉鬼。

    虽然说不招人忌是庸才,可是和性命相比,一个庸才的名头,薛琰还是更愿意坦然接受的。

    只可惜,薛琰并不知道这些,此刻,依然在家中费尽心思的琢磨着发财大计,指望着太宗皇帝给予更多的补偿,那绝对是想瞎了心,和皇家讲道理,那更是痴心妄想,想要改善自家生活质量,充盈自家的小金库,必须另外想办法了。

    “秋纹!”

    薛琰猛地推开书房的门,大喊了一声,将侯在门外的秋纹,紫玉都吓了一跳。

    没等秋纹反应过来,薛琰便将一张纸递到了她的面前,道:“按照上面所书,尽快让人买来,我有大用!”

    秋纹木然的接过,看着上面只是简单的写了几种东西的名称,其中有那么几种,秋纹记得好像是炼丹用的,难道自家少爷看破了红尘,想要出家做道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