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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9章 东陵的晨光（第1页）

一九七零年九月，沈阳的秋意已染黄了街边的杨树叶。

我攥着转学介绍信走进五十四中学的校门时，书包里还揣着沈阳五中的校徽——那所始建于1905年的老学堂，曾是我引以为傲的归宿，而此刻，红砖砌筑的五十四中教学楼正沐浴在晨雾中，像一座沉默的红色堡垒。

班级里的同学有六十多人，课桌排列几乎几乎挨到了黑板，墙上贴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的标语。

作为班里为数不多的共青团员，我既担任班级团小组长，又兼任年级团支部委员。

那时的团组织有着严格的纪律，毛主席语录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这些句子我们背得滚瓜烂熟，更将其视作行动的准则。

团支部共有五名支委：书记赵丽华梳着齐耳短发，说话干脆利落；王克胜性子爽朗，爱带头做事；王书斌文静内敛，总捧着书本；孙天和为人热忱，笑起来眼角有两道细纹；再加上我，五个年轻人在团组织的旗帜下，成了最亲密的革命战友。

我们常常在课间讨论团的工作，直到童亮的名字一次次被提及。

那个瘦高个、爱打篮球的男生，已经三个多月没来上学了。

后来我们才得知，童亮患上了肺结核，住进了远在东陵的疗养院。

“肺结核是慢性传染病，得隔离治疗”

，赵丽华书记在支委会上严肃地说，但眼神里满是担忧，“我们是革命同志，不能让他独自承受病痛”

。

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天还没亮透，我们五个支委就聚集在工人村的有轨电车站。

红砖矮楼间的柏油路上，露水打湿了裤脚，远处传来工厂早班的汽笛声。

我背着母亲准备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一个崭新的口罩——出发前，家人反复叮嘱肺结核的传染性，可我们心里都揣着同一个念头：要让童亮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有轨电车“哐当哐当”

地驶在铁轨上，窗外的风景渐渐从工业区的烟囱变成了老城区的青砖灰瓦。

四十分钟后，我们在太清宫站下车，换乘212路公交车前往小东门。

车厢里挤满了市民，我们扶着扶手站在过道里，孙元和还在低声背诵着新学的毛主席诗词。

从小东门再转乘前往东陵公园的公交时，太阳已经升到了半空，车厢里飘着淡淡的尘土味，混合着路边农田里的青草香。

下车后，我们沿着土路向疗养院走去。

脚下的石子硌得鞋底发疼，可远处的风景让人心旷神怡：茂密的树林覆盖着起伏的山丘，浑河像一条银色的带子在山脚下蜿蜒流淌，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鸟鸣，打破了山林的宁静。

历经三个多小时的辗转，当东陵疗养院的白色楼房出现在视野中时，我们都忍不住加快了脚步。

疗养院的护士领着我们见到童亮时，他正坐在病房的窗边看书，脸颊比以前消瘦了许多，脸色带着久病后的苍白。

我下意识地想从包里掏出口罩，但看到赵丽华他们没有一个想要戴口罩的，我只好停住了动作——在革命同志面前，隔阂与畏惧都是多余的。